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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馆

来源:天津日报 | 李治邦 刘向坤  2019年12月19日08:24

1978年3月,我从北京铁道兵某部宣传队复员,就想着去天津群众艺术馆,因为在部队的时候,总能在队长那里看见《天津演唱》这本刊物,知道是天津群众艺术馆办的。复员回来,我就拿着在部队期间创作的各种作品,忐忑不安地来到当时在曲阜道的天津群众艺术馆,找到《天津演唱》负责人刘梓钰,后来他成了全国著名的曲艺评论家和相声作家。他看了看我,就叫我回去等。在家等了两个月,等得我牙床子肿起来,吃什么药都下不去,人消瘦了许多。5月,终于等到好消息,可以到天津群众艺术馆报到,那一天阳光明媚。

我在《天津演唱》编辑部当了曲艺编辑,刘梓钰任主编,杨磊副主编,姜申、何录荫、孙靖一、刘琳、高光地等任编辑,刘新森是美编,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了不起的人物,还有后来的高玉琮和宋勇。坐落在曲阜道上的天津群众艺术馆,是一座上百年的老楼,曾是著名的犹太人俱乐部。天津群众艺术馆人才阵容强大,仅是舞蹈干部就多达十几人,曲艺方面也是强手如林。《天津演唱》编辑部紧邻《天津歌声》,两个编辑部成为全市曲艺戏剧音乐的前沿阵地,培养了不少人才,在全国也声名显赫。当时冯巩、刘伟常去编辑部,我们在一起谈稿子,创作氛围很浓。记得,我曾经骑车到马三立老先生在南市的那个院子,给他记录和整理了十几个相声小段,受益匪浅。每次走的时候,都能看见他站在门口笑呵呵地招手送行。我在《天津演唱》的五年编辑生活,是很难忘的,让我开阔了眼界。

我和高光地是同年同月同一天到天津群众艺术馆报到,那次我见到他像一个大哥哥,亲切而幽默。随后我们几乎一直在一起,他学识广博,诲人不倦。我总能在他那得到需要的东西,于是我就一直在掏他的宝藏,可他的宝藏永远也掏不完,越积攒越丰富。他有几次本应该离开艺术馆,但都被拒绝了,或者说最后的结果是他选择留下。他对群众文化充满了热爱,从来没有抱怨过,总是富有激情,你和他说话总是看他笑,即便是他最困难或者最不高兴的时候,依然能面带微笑。他退休后患了肺癌,一经发现就到了晚期。我去看他的时候,他坦然地给我讲病情,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病到了哪一步,但从来都是微笑着告诉你。听他爱人讲,他经常会疼痛,大汗淋淋,但都没有抵挡住他的乐观。我几次去看望他,他都是问艺术馆怎么样了,谁谁怎么样了,很少说他自己怎么样。我真的做不到他这点,因为我没有他的豁达心胸。我接到他爱人电话,说他去世的消息后,很久没有入睡,想到的都是他的笑容,都是我们在一起的一幕幕。我突然意识到,馆里的很多老同志都这么默默地走了,我的好大姐吴绵绵,一个京剧界的优秀梅派演员,曾经在舞台上叱咤风云;舞蹈界的理论家冯德也是肺癌,走的时候还在写文章,他对我遗憾地说,写不完了;我还想起比我小一岁的王恩立,一个致力于研究流行歌曲的著名老师,走前拉着我的手说,能不能让我回馆里再看看,我憋得慌,他看窗外景色的目光充满留恋。这些同志把一生贡献给群众艺术馆,把所有的情感投放到群众文化事业中,无怨无悔。对我有恩的刘梓钰也因为癌症去世,给我留下了好几本他写的曲艺论文集,嘱咐我守住群众艺术馆这个大家。另一个曲艺评论家高玉琮,也在今年告别我们,他临去世前给我打电话,说很想我,想和我聊聊《天津演唱》编辑部的那些老人和老事。

1983年春节前,我被任命为文艺部主任,那年我30岁。文艺部二十多人,我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,就这么带领大家在群文舞台上展示风采。后来我才知道,是馆领导班子看中我的年轻,有意识培养我。当时的群众艺术馆很注重培养年轻人,而且有计划有步骤有方法,现在想起来很有感触。我上任后总是往区县跑,那时馆里就一辆吉普车,开起来嘎吱吱地响。久了,群众艺术馆为区县基层服务的思路就越发清晰,我记得当年去蓟县(今蓟州)时是坐火车,下车后蓟县文化馆的孙主任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驮着我到文化馆。我们举办了全市第一个交谊舞培训班,参加者需要排长队报名,当时还差点儿挨批,说我们思想不健康。我们举办的流行歌曲培训班也是挤破头,想起来声乐培训专家吴锦艳和王恩立都是年轻人,也是开创了声乐培训的先河。当时在群众艺术馆有一个歌舞厅叫黑森林,在全市也是最早的,每天都能听见里边传出的舞曲声,弄得你脚痒痒。吴绵绵应该是一位京剧名家,她到艺术馆报到是我接待的,成了她的领导,应该说京剧是她伤心的一个疤,可京剧又是她心灵里的圣殿,她说拿着她的脸到北京,把能想请来的专家都请来讲课,然后跟学员同台表演。我记得孟广禄、张克等一批后生都受过益。我知道她一直想重新登台演一把《贵妃醉酒》,于是就点燃了她的希望。那天在馆里的剧场,台下观众满满当当,甚至有不少人站着或者坐在台阶上。当吴绵绵谢幕的时候,我看到她满脸都是泪水,冲刷了浓浓的戏妆。

1994年,我被任命为副馆长。那年我41岁,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当时市文化局的群众文化处,跟我们在一个楼里办公,为此互相沟通很顺畅。那时总是办班,对象就是各区县文化馆的基层业务干部,还有就是总跑乡下,我对各区县文化馆的位置、任务、人员很熟悉,甚至能基本叫出各区县文化馆人员的名字,成为好朋友。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就办好了,也很少有什么障碍。我最爱去的是河东区文化馆,因为要在大光明电影院那儿乘摆渡,推着自行车,听着叮铃铃的铃声,看着海河水缓缓流淌。过了海河,就是当时在曲艺界很有影响的河东区文化馆,能看见毛馆长笑吟吟地看着你,伸出温暖的手。在那总能看见京东大鼓表演艺术家董湘昆,还有他徒弟倪万珠,以及天津快板名家王家骏、刘德印。跟他们说曲艺、聊创作,现在想起来都很亲切。

1995年,我被调到市文化局工作了半年,担任了首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办公室主任。那时觉得站在一个更高的台阶上,能有一个新的视野,天津群众艺术馆担负着群众京剧活动,海河两岸响起的二黄之调,荡漾在海河水面上。1998年,群众艺术馆临时搬到了洛阳道,因为要准备在原址建新的馆舍。洛阳道的临时办公地点是曹锟姨太太的旧宅。我们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长,因为我们是租赁文化局幼儿园的房子,楼上是一群活波可爱的孩子,办公时能听到孩子的笑声和歌声,觉得自己也年轻了许多。很有意思,我的女儿李娟就在这里生活过三年。每次看到这群孩子就好像看见我闺女在这里茁壮成长,冲着我笑眯眯的样子。很快,我们又搬到了平山道,这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房子。平山道是生我养我的地方,我就在平山道小学和实验中学上学,那里有我的童年。能起名为平山道,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坐落在这里,是一群来自平山剧团的演员们奠基了这里的文化氛围。因为群众艺术馆和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活动有沟通,我经常去的是剧院的小剧场,我们在那里演小品,组织歌手大赛。其实,我在那里看话剧是我的生活享受,这个享受一直伴随我很多年。后来,我和女儿创作了话剧《下一站幸福》,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在小剧场上演了上百场。我很多次地在那里陶醉,与观众一起笑、一起鼓掌。在平山道期间,我们没有因为简陋而影响工作,但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,为了馆里发展,我们想聘用几个大学毕业生。他们那天过来看了看,结果转天一个来的都没有。后来知道,人家见我们这种环境觉得没有什么发展,上厕所都是男女共用一个,就毅然投奔高枝去了。这件事狠狠地敲响了我,我觉得群众艺术馆一定要有自己的新馆,要有引来凤凰的梧桐树才行。

2002年,我49岁,担任了天津群众艺术馆馆长,当时李戈、刘新森为副馆长,钱慧大姐任书记。新的班子有了新的规划和设想,2003年,群众艺术馆在五大道之首的睦南道有了自己的新馆、新的气象。可惜的是,李戈接替我担任馆长后,在今年夏天因病去世。去世前一个月,我们还在烟台召开的会上见面,看他步履蹒跚的样子,我心里很难过。天津群众艺术馆在睦南道有整整10年,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留念的日子。睦南道路面不宽,但两旁的绿树却十分茂盛,使得整个街道安静而气和,充满了浪漫之境,在春天和秋天更是如诗如画。我觉得睦南道是五大道中最美的一条路,为了看这个美景,我每天上下班都骑着自行车往返。因为,晚上下班时慢慢骑过是一种享受。睦南道安静,树阴成伞,不重样的楼房接踵而来。只要外地群众文化同行来到我们馆作客,我就要带他们在睦南道走走。他们惊呼,你们天天在天堂啊。2013年,我去西藏昌都新建成的图书馆讲课,这个图书馆是天津帮助援建的。站在讲台上,我觉得头开始发晕,讲课的时候本来记得很清楚的东西变得模糊了。我知道这是缺氧造成的,于是我努力控制着自己,台下上百人专注地看着我。我的记忆和模糊对抗着,因为我没有讲稿,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去完成。当我讲到藏族舞蹈的变化时,情不自禁地走到前台跳起来,大家笑着鼓掌,我跳完了踉踉跄跄走回讲台,就开始喘起来。当我走下讲台时,主持人问我是不是需要吸点氧?我回答,感情战胜了理智。那天中午,我们吃饭,忽然推过来一个小车,车上有蛋糕和蜡烛。我迷惑中得知今天要给我过60岁生日,英俊的康巴汉子和美丽的藏族姑娘,用藏语、汉语和英文给我唱生日歌。我在切蛋糕时眼睛湿润了,因为这个生日在昌都度过,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。

2013年,天津群众艺术馆第四次搬家,搬到了现在的新围堤道口,一幢现代化的高楼大厦。四次搬家,标志着群众艺术馆的四次发展,也标志着天津社会的巨大变化。2014年春天我退休,馆里的同伴们给我开欢送会,几次讲话都因哽咽而中断……那年我61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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